2016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明确了今年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同时提出了一系列经济政策新动向。在解读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前，回顾2015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及相关政策执行情况，对我们判断今年经济形势和政策谏言会大有帮助。

　《英大金融》1月22日发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文章表示，2015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最重要的结论是制定“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即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和补短板，可谓抓住了中国经济的要害。自2012年底，中国经济就进入增速放缓阶段，随之而来的是库存过多、杠杆上升和僵尸企业涌现，经济结构面临调整的需要。与上一轮（1998~2003年）经济结构调整相比，此轮调整力度更猛，但规模相对较小，这是因为上一轮调整面临的经济情况更为糟糕——银行体系难以为继，国有企业濒临崩溃，改革的动力也就更为强烈。

　 “三去一降”效果不一

　文章称，现在回顾去年“三去一降”完成情况，可以说效果不一。

　去产能超额完成任务，但行政化去产能也产了一些消极作用。钢铁、煤炭行业去产能效果明显，但在去年年底经济好转时，产能被压住不能及时释放，导致钢铁、煤炭价格疯涨，国内企业不得不承受较高的价格从国外进口钢铁和煤炭。行政化去产能导致的地区去产能不平衡问题也很突出，比如，用行政的手段压住了河北的钢铁产能，但广西地区看到钢铁价格上涨带来的盈利空间，又建立了新的钢铁厂，这显然也不是去产能的初衷。

　去库存和去杠杆基本没有效果。去库存最大在房地产行业，2015年底房地产库存7亿平方米，2016年底这个数字基本没变。杠杆率也是不降反升。究其原因，是因为这两项工作都需要市场的参与，不是行政一声令下就能效果立显。

　降成本也是成果寥寥。近期就有一个例子，玻璃大王曹德旺宣布将投资10亿美金到美国建厂做汽车玻璃，原因如他所言：中国除了人工成本比美国便宜，什么都比美国贵，而在美国投资，水电、交通、税收等节省的开支也能覆盖住人工成本。曹德旺道出了现在企业生产要素成本偏高的现实，虽说现在已经实行两税合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两部法律法规统一成一部所得税法，在税率等方面对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为企业节省开支5000亿元，但增值税税率偏高，中小企业普遍面临生存艰难的问题。

　避免重蹈覆辙

　文章认为，回顾2016年，除了五大经济任务外，全国上下也在打一场“保增长”的硬仗，这和2015年政府的两项不恰当的政策有关。

　一是政府没有必要的背上股市的包袱。

　在过去十五年间，股市不止发生一次动荡，2001年、2007年两次股市崩盘时政府都没有大举救市的行为，舆论也没有持续很长时间，因为政府并没有鼓励全民炒股。2015年的股市波动，先是权威媒体引导性的话语鼓励百姓入市刺激股市，股市高位下跌后政府又匆忙救市，但也是杯水车薪，政府的前后行为给自己带来了很大的舆论压力，造成的后果就是政府背上股市这个巨大的包袱，不得不极力保增长。

　二是汇率改革未选择恰当的时间窗口。

　2015年8月11日，中国央行宣布调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报价机制，人民币不再紧盯美元，转而参考一篮子货币。“811汇改”可以说是在错误的时间做了一件正确的事情。在股市巨幅震荡之时，人民币贬值预期强烈之际，启动汇改实行浮动汇率，无疑肯定了市场对人民币贬值的判断。人民币贬值如果不引发资本外逃是能利好出口，促进经济增长。但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恐难以承受这样的大幅贬值。2015年初中国经常项目顺差创历史记录的达到近6千亿美元，而从2015年8月份到2016年底中国外汇储备下降了7千亿美元，算下来就是过去一年中国资本外流近1.3万亿美元。也有人建议将人民币一贬到底，平稳贬到底当然没有问题，关键是人们并不能稳住自己不去银行换汇，一贬到底的后果就是银行挤兑，资本外逃，以致经济崩溃。所以汇率的稳定问题也促使政府不得不保增长。

　但总的来看，2016年“保增长”任务完成较好，这也可能是2016年初各方学者呼吁大家准备好过最困难的一年，让市场有了预期，继而促进政府采取措施，使得经济稳定并有向好迹象。

　既要保增长又要调结构

　文章提出，今年我们要做什么？保增长和调结构两手抓。

　有观点认为，PPI由负转正，经济复苏迹象显现，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可以择时退出。但现在整体经济还在底部徘徊，一定的货币发行速度和财政投入还不可缺，这对稳定今年的经济增长至关重要。

　 “十三五”规划提出，到2020 年中国人均可支配收入要在2010 年的基础上翻一番。这意味着从2016 年到2020 年，每年GDP 增速须保持在6.5% 以上，否则“2020 年人均收入翻一番”的指标就难以完成。

　在这次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专门提到，不能片面的谈调结构，也不能片面的谈保增长，两个都要谈。而既要保增长又要调结构，可以有以下两个方法：

　一是政府加杠杆补贴民生，用以去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库存。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提出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库存问题，这会是今年工作的重点，政府也必须有所行动。可以允许地方政府发行自借自还债券，对农民进城买房给予1000元/平方米的补贴，这主要是针对可进城可不进城的边际群体，这个群体数量庞大，可以消化7亿平法米的库存。1000元/平方米的补贴力度对于三四线城市平均4000元/平方米的房屋价格而言吸引力极大，可以有效刺激这个群体的购房需求，而总计7000亿元的债务增加也在政府可接受范围之内。这样一方面去掉了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库存，缓解了房地产商高企的债务压力，继而减少了银行坏账，同时购房后的装修等活动又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可谓既改善了民生、去了库存又降了杠杆、刺激经济增长。当然，这个方案的最终落地还要解决好补贴可能带来的潜在道德风险问题。

　二是借债转股契机推进国企改革。中国国企债务庞大，负债率高达60%，但应看到，国企作为一个总体仍是国家技术实力、人员实力最强大的部门，只是其经营方式及公司治理结构还有待改善，这也是启动国企改革的原因。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混合所有制改革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把混合所有制改革列为今年的工作重点之一，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要想短期内解决国企庞大的债务问题并不现实，但将债务拿到市场上拍卖，在债转股的同时可以让民间资本真正参与到国企改革中，改变国企的公司治理和经营结构，调动国企强大的技术和人力资源。这样一方面打开了债转股的突破口，降低了国企杠杆，又实现了保增长。

    对于调结构和保增长，不同的人也会从不同的角度给出其他建议，上述两个方法也只是抛砖引玉。但政府一定不能重复过去几年把调结构和保增长完全对立的做法，而是要找到调结构和保增长的平衡点，这样经济结构调整才能真正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