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悉，最近英士国际商学院创新和政策学术主管萨米·马赫罗姆撰文指出：如今，“创新”被视为经济持续增长的前提条件。不管是颠覆性的变化，还是只是产品、服务和商业模式的改进，创新的结果都能刺激经济的长期生产率。不但发达经济体需要创新，新兴市场也需要；而且，后者从简单照抄发达经济体发展模式所获得的回报，已经越来越低，尽管所有国家都需要创新，但却难有同一套方法适用于所有市场。
　　无独有偶，哈佛商学院教授克莱顿·克里斯滕森提出了三种让企业——最终是经济——变得更强大的“广义”创新形式。第一，将现有的产品以渐进式的方法改良，更细分现有市场，以获得更强的竞争力。第二，开创市场上没有过的产品，换句话说，就是开创一个新的市场，例如索尼当年的随身听、苹果的iPhone。第三，开发颠覆性的产品，如电力、汽车，或是因特网搜索引擎，这些产品带来的是一个全新的时代。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视角是，政府面临的挑战，是设计出一个方法，去激励更多企业和个人参与创新。这方面的大量研究受到了哈佛商学院教授迈克尔·波特的影响，以“集群研究”为主导，通常聚焦于改善新兴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内部地区的生产率。结果，在过去二十年中，决策者的注意力从试图理解所谓的“亚洲四小龙”，转向了复制硅谷、波士顿的128路线（Route 128）、台湾的新竹科学工业园区、韩国的大田科学城和以色列的硅溪等成功集群。
　　但是，这些集群通常具有难以在别处复制的特征。在很多人看来，硅谷的成就是独特的文化遗产而非政府政策的产物，尽管政府间接地支持了硅谷最成功的新兴企业。
　　幸运的是，还有第三条路。欧洲、亚洲、中东和其他既无国家支持、也没有独特创造性商业文化地区的大量成功创新，证明了这条道路的可行性。例如，Skype成立于爱沙尼亚，Rovio公司的“愤怒的小鸟”游戏出自芬兰；TomTom全球定位导航系统是在荷兰开发出来的；另一家导航系统Navigon和音乐下载服务SoundCloud都是德国制造；阿拉伯互联网提供商Maktoob，和充满活力的动画教育公司Rubicon都坐落于约旦；Infosys和Wipro则是印度无数技术创业成功案例的两个代表。
　　在对这些案例的研究中，英士国际商学院的创新和政策项目认为，有四个“C”支持着技术创新和企业家精神：成本（Cost）、便利性（Convenience）、质量（Caliber）和创新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成功取决于企业在一个或多个市场中结合这四大因素的能力。
　　比如，尼古拉斯·森斯特伦和贾纳斯·弗里斯分别离开了他们的家乡瑞典和丹麦，来到成本低、人才多的爱沙尼亚创立了Skype。这两个富于创新性破坏思维的脑袋，与爱沙尼亚的低成本、创业友好环境完美结合在了一起。SoundCloud的瑞典创始人亚历山大·荣和埃里克·瓦尔弗斯认为，他们在相对便宜又位于欧洲地下音乐界中心的柏林创业更好。类似地，创立Maktoob（现为雅虎所有）的萨米· 图康和胡萨姆·扈利得以将约旦在创新人才方面的比较优势，与迪拜基础设施和商业网络的价廉物美和便利性结合。
创新的4C理论认为，有时一个或多个因素的巨大好处具有决定性。比如，对于Rovio的芬兰创始人而言，芬兰的基础设施、劳动力价格及其国内网络的质量，压倒了该国高成本和不方便地理位置的顾虑，因此他们决定在祖国创业。
显而易见，创新的4C理论给人的启示在于，越来越多的创新型创业将在全球化的世界中发现，它们可以将部分或全部资产或业务迁到乙地，来规避甲地的约束。对于政府而言，面临的挑战是改善流动性较差的创新因素——成本、质量和便利性——从而吸引、留住和激励自由流动的资本和最具创造力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