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要素的集聚效应显着增强
创新具有集聚效应和规模经济特征。为衡量我国创新要素的集聚效应，我们从创新投入、创新产出、成果产业化三个方面选择了七项指标。创新投入包括研发经费、科研人员数量、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数量。创新产出以发明专利授权量衡量。成果产业化包括技术交易额和高技术企业数量。
一是创新要素有很强的集聚性，且创新产出的集聚性强于创新投入。2010年，20%的省份汇集了全国35%的高等学校、40%的科研机构、50%的科研人员、60%的研发经费、70%的发明专利授权和高技术企业和75%的技术交易。可见，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的空间布局有一定脱节。
二是20年来创新投入的省际不均等程度变化较小，而创新产出的不均等程度在快速扩大。在创新投入方面，研发经费和科研人员基尼系数的增幅都很小，变化主要发生在2000年以后。科研机构和高等学校的区域差异变化更小，高等学校的基尼系数甚至一度有所下降。在创新产出方面，发明专利授权量、技术交易金额和高技术企业数量的基尼系数都大幅提高。
创新要素集聚趋势要高于经济活动
创新要素集聚与区域经济活动密切相关。一个重要特征是，2001年前，创新要素分布的不均等化程度明显低于经济分布。但到2010年，区域创新要素差距快速扩大，已赶上了区域经济差距。
从基尼系数比较中有三个发现。首先，过去20年间，创新要素和地区生产总值的基尼系数都明显提高，不均等程度在扩大。但创新要素的集聚性和不均等程度提高的速度远高于经济活动。其次，过去20年间，创新要素集聚性迅速赶上了经济活动的集聚性。1991年，创新要素集聚性远低于经济活动。到2010年，创新要素和经济活动的集聚性已基本相同。第三，近十多年，创新要素集聚性与经济活动的集聚性表现出相反的发展趋势。经济活动的区域不均等程度呈下降趋势，而创新要素区域不均等程度仍保持了快速上升势头。
区域创新投入与产出的关系
首先，研发经费和科研人员两项创新投入指标，与发明专利授权量、技术交易额和高技术企业数三项创新产出指标之间，存在强正向相关关系。由于研发经费和科研人员的流动性很强，随着企业成为创新主体，市场对其配置起了主导作用。研发的经费和人员投入直接影响了创新产出水平和质量，对高技术企业的生成和吸引也有重要影响。
其次，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数量对创新产出的影响很有特点。高校数量与技术交易额和发明专利授权量的相关性很强，但与高技术企业数的相关性不大。而科研机构数量仅与高技术企业相关性较强，与技术交易额和发明专利授权量的相关性都不强。这表明，高校技术转移的方式以技术交易为主，在促进高技术企业生成和集聚方面，高校的作用还不明显。科研机构成果转化的主要方式可能是直接设立企业，在内部实现创新成果产业化，在为外部企业提供技术服务方面要弱于高校。
创新要素跨区域流动
（一）研发经费增量区域间变化。虽然各省研发经费在过去20年间都有增长，但增量主要流向了江苏、广东、山东、北京、浙江、上海等东部沿海发达省份。而流向海南、宁夏、青海、贵州、甘肃等地区的增量很少。近十年来，区域间研发经费增量的悬殊程度迅速扩大。
（二）科研人员增量区域间变化。20多年来，科研人员增量主要流向了广东、江苏、山东、浙江、安徽和北京，与研发经费的流向地基本一致。甘肃、青海、宁夏、海南、贵州等边远省份科研人员增量始终极低。近十年来，科研人员增量高度集中于东部沿海省份和北京、安徽等地的趋势尤其显着。
（三）高等学校增量区域间变化。2000年后，我国高等学校数量快速扩张。高等学校数量在1991年到2001年间增长了50%，2001年至2010年增幅超过170%。新增高校的布局与研发经费和科研人员增量的流向有明显差异。在北京、广东、江苏、上海、山东、浙江等创新要素集聚地中，仅有江苏高校增幅位居前五名。而内陆省份（安徽、辽宁、湖北、湖南）高校扩张迅速，在高校增幅前五名中占据四席，在前十名中占了半数（河南居第八位）。可见高校布局变化与经济重心和创新集聚地的变化并不一致，高校布局的均等化倾向较为突出。
（四）科研机构增量区域间变化。与其他要素大幅增长的趋势相反，受科研机构改制的影响，20年来全国非企业的独立科研机构数量减少了32%。其中降幅最大的省份是辽宁、江苏、上海、四川、湖北和广东。仅1996年到2006年的10年间，江苏、辽宁和四川的科研机构分别减少了171家、158家和118家。在总量大幅缩减的背景下，近5年多来全国新增的科研机构主要集中在北京，从而进一步强化了北京作为全国研发中心的地位。“体制内的”独立科研机构几乎没有进行区域布局调整。
（五）发明专利授权量区域间变化。发明专利授权量的增量主要集中在广东、北京、江苏、浙江和上海等经济大省。2001年至2006年，北京和上海的发明专利增长最快，增幅分别达到2918件和2402件。但在2006年至2010年间，广东发明专利授权量增长迅猛，增幅达11250件，远高于北京和上海；其发明专利授权量增量占全国的五分之一。
（六）技术交易额增量区域间变化。2010年，全国技术交易金额超过3900亿元（当年价），是2000年的6倍。北京始终是全国最大的技术交易市场，远高于其他省份。2001年至2006年，北京的技术市场成交额增量为500亿元，占全国增量的53%；2006年至2010年北京技术市场成交额增量接近900亿元，占全国增量的47%。此外，江苏、广东和上海的技术交易额也有较快增长，但与北京的差距扩大。北京已成为全国的技术供给中心，其辐射带动作用大大增强。
（七）高技术企业数量增量区域变化。高技术企业的增量主要分布在江苏、广东两省。从高技术企业数量增长的角度看，2001年至2006年是 “广东时代”，5年间广东省高技术企业增加了1902家，占全国同期增量的27%。2006年至2010年则是“江苏时代”，高技术企业增幅达1841家，占全国比重超过44%，远远超越了广东等其他省份。
（八）风险资本增量区域变化。2006年至2011年，我国风险资本增量主要来自江苏和广东。两省占全国增量的比重分别为27%和22%，这与两省高技术产业发达密切相关。浙江、北京和上海的风险资本增量也排在前列。此外，在沿海发达省份中，山东的风险资本在过去五年增幅很小，在全国风险资本布局中的相对位次明显下滑。
几点结论
（一）创新要素集聚效应凸显，创新中心渐趋形成。当前，我国正处于创新要素加速流动，区域创新要素优势快速分化的阶段。北京、广东、江苏、上海、浙江等发达地区已成为创新要素高度集聚的地区。从国际经验看，创新要素比其他生产要素更倾向于集中在少数地区。如，长期以来美国主要的创新中心位于加州的硅谷和波士顿的128公路。
（二）顺应创新规律，防止利用行政手段扭曲资源配置。我国知识和技术产生地与技术应用和产业化地高度背离的现象值得关注。高校和科研机构布局主要源于计划经济时期，与现有经济布局和要素流动方向差异较大。由此形成经济中心不是技术中心，以及高校和科研机构集聚地的矛盾局面。由于高校和科研机构一直是中央和地方政府科技投入的重点，科技投入地与应用地、技术供给地与需求地的脱节进一步放大，提高了整个经济的创新成本。
政府科技资源配置应顺应市场和创新规律，有利于创新要素布局与生产力布局相匹配。一方面重点消除制约创新要素跨区域流动的制度障碍，促进创新资源优化配置。另一方面应将科技资源主要投向创新需求最集中、创新环境最好的地区。政府要避免采取行政手段干预创新要素的集聚趋势，防止将科技资源安排到脱离市场需求、创新环境不能满足科研和创新活动的地方。□
（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石光 马名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