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的企业不是靠抓机会,而是解决社会中的问题。这既是生态企业得以制胜的奥秘,也反映了正当管理对竞争秩序与规则创新的积极作用,体现了主观正当与现实正当的一致。
据预估,阿里巴巴赴美IPO集资将超越农行成为史上集资额最高的股票,并由此产生强大的“网络效应”,吸引成千上万的买家和卖家参与。阿里巴巴的举动,再次印证了马云有关“阿里巴巴的成功是一个生态链成功”的说法。马云所谓生态,背后的逻辑对外就是承诺为参与者提供出彩机会,对内则是实施正当管理,从而产生一种生态群落般的聚合力。
“不完美但正确”的管理反思
早在2007年,马云就提出了“生态企业”的理念。然而外界依然对阿里质疑不断,最典型的记录是2011年6月的支付宝所有权转移事件。马云当时的回应是:“支付宝的事情不完美,但我们做了一个艰难、不完美但必须要做的决定,也是唯一正确的决定”。阿里后来的成长表明,马云“不完美但正确”的举措经受住了考验,催生了一大批金融“宝宝”。然而,怎样为“不完美但正确”的管理定性并没有受到更多的关注。实际上,“不完美但正确”背后的逻辑就是正当管理。
简单说来,正当管理就是管理者合乎规则而又有所开拓进取的职务行为。“合规”与“进取”是其两个突出特征,由此使得生态企业在远离平衡态中充满生机。支付宝所有权转移的起因就是为了合规,监管部门对于新型金融工具支付牌照的发放,条件是中国人控股。大股东要求采取“绕”的办法:名义上转回来,实质上外资仍控股,即协议控制。但是央行推出的新规要求,有外资协议控制时必须上报央行,拿到牌照的时间就不得而知。为了避免支付宝无照运营,必须首轮拿到牌照,所以马云就采取了“对6亿多淘宝用户负责”的随机处置。这无疑也是一种开拓进取的表现,为阿里后来的快速增长争得了必要的生态条件。
如果说马云对支付宝所有权转移的随机处置是正当的职务行为,那已经表明了正当管理与打造生态企业的关系。反过来说,打造生态企业的开拓进取必须以合规为前提,否则那就为后继生态链条的增长徒增不确定因素。在马云有关阿里平台、金融、数据三大战略的构想中,金融布局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当然不能马虎。
另外,这里的合规并非仅仅是指对政策法规的适应,还有积极遵循自身发展规律的内在要求。面对阿里巴巴与淘宝的海量交易数据,阿里不可能“坐在金山上啃馒头”,布局金融、数据,全面推进阿里巴巴集团成为“数据分享平台”的战略顺理成章,马云对首轮金融牌照的志在必得无疑为阿里生态链的形成搭起了一座“金”桥。
系统中的正当管理层次匹配
既然决定是正确的,同时又承认有不完美之处,这并非表明正当管理有灰色地带,而是反映了系统的层次性。由于利益取向的不同,处在不同层次的不同利益主体对于同样的决定正当与否的认识,往往有不同的判断。马云之所以在做出“不完美但正确”的决定时感到很艰难,那是因为碰到了外部正当与内部正当的纠结。
对于生态企业的整体利益而言,外部正当无疑是第一位的。因为管理是否“正当”主要是以公众的利益为标准来衡量的,它要求管理者在实施管理、追求企业利益最大化时至少要遵纪守法,遵守职业道德,遵守既定的管理规则和程序,从而产生正当的经营效益。这就是外部正当的要求,假如生态企业做不到,那就很难获得相应的环境持续支撑,空谈内部生态的企业价值。
内部正当则是针对内部相关主体之间既定契约的遵守以及合法利益的公平获得,其正当管理既不是管理者倚借强势自我标榜,也不能因为出发点正确仅仅承认不完美就算完事。当管理者将外部正当放在第一位时,并非说内部正当不重要,生态企业的营造需要通过内部正当实现相关利益主体的协同。当内部正当与外部正当有冲突,且需要服从外部正当时,需要事前或者事后的沟通、谈判。当这种服从有损相关主体的合法利益时,需要给予合理补偿,以实现新的利益平衡。阿里动用63亿美元现金和不超过8亿美元的新增阿里巴巴集团优先股,以总共71亿美元的代价回购雅虎手中持有的阿里巴巴集团股份的一半,即阿里巴巴集团股权的20%,与雅虎达成了相关协议。
应当看到,由于逐利性的驱使,就正当管理的标准而言,其约束力往往会随着系统层次的降低而递减。因此在实现内部正当时,为了协同固然需要一定的妥协,但也不能无原则迁就,需要反对不正当管理。这就是外界所能看到的合规管理、“反腐”风暴对阿里内部生态的净化:2011年初,在阿里B2B业务曝出的大批欺诈事件中,对于内部100多名员工的参与,阿里毫不留情地予以开除、永不录用。B2B公司CEO卫哲等高管也为此引咎离职。
2012年3月,阿里承认自2011年年中起,旗下的聚划算招商过程不规范,甚至有“小二”牟取不当利益。在开除了一名安排包括关联人在内的多家店铺频繁参加聚划算活动并不当得利的员工之后,负有重要管理责任的聚划算负责人阎利珉被免,后被追究了刑事责任。
把握住以正为奇的制胜之道
在马云进行内部正当与外部正当的层次匹配中,我们同时可以看出,“不完美但正确”虽然属于正当管理,但也不可滥用。表现在经营活动中,需要保持目的正当与手段正当的一致。目的正当指的是将企业赢利的天然正当性变为合规的现实正当;手段正当指的是在积极进取的同时,拒绝行贿、作假、利益输送等潜规则的职务行为。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上看,如果用不正当的手段达到所谓目的,那恰恰是在证明目的不正当。
这首先表现在对待绩效的态度上。作为电商平台,阿里的业绩或者管理者创造的绩效是通过发展电商客户来实现的,电商客户采取什么手段营销似乎不必苛求。但是在2010年,阿里清理了逾千名涉嫌欺诈的“中国供应商”客户,并没有在意对绩效的减损。引咎辞职的CEO卫哲对此给予了说明:业绩是结果,不是目标,“阿里巴巴作为上市公司,不能被业绩绑架,放弃做正确的事!”作为商人的马云十分清醒,生态健康比绩效飙进更重要。
被认为善于“忽悠”的马云当然不会不讲策略,只不过在以正为“奇”。当阿里定位于营造商业生态时,与其说它抱定了对社会的完善起到一定作用的正当目的,不如说它发现了其中的商机。
可以设想,当社会中严重的设租寻租导致交易成本大幅上升,企业管理对信用道德这样的“软件”关注严重不足,人们在挥之不去的阴霾中发现有一个“新的生态系统”可以呼吸到新鲜空气,当然会加以青睐。反过来按照马云的说法,电商的优势或者更具吸引力之处,除了互联网信息技术的便利,主要是和现实经济中的种种弊端相比较脱颖而出的。比如在线上做卖家,不用像线下那样支付昂贵的房租等等。
在对生态企业的营造中,目的正当与手段正当原本不能偏废。如果将阿里反腐比喻成打扫卫生,那是为了更好地“请客”,完全基于阿里“请客”的定位需要。同样,阿里要想保持平台生态的出彩,必须让更多的卖家出彩。马云反复强调,“其实我们骄傲的是让几千个人成为百万富翁,我们让几十万家的企业赚到钱,我们让上百万的创业者成功。”海洋里没有虾米,鲨鱼、鲸鱼都会死掉。阿里巴巴要感谢中小型网站,没有中小型网站,淘宝就没了。显然,如果只要结果不管过程,容忍不正当的手段为自己攫取财富,由此造成的“雾霾”、污水还是要留在生态系统内部;那就不如正本清源。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
通过内部系统的协同“正天下”
与一般的创业者容易抱怨环境不如意不同,马云非常赞同卫哲的观点,认为21世纪的企业不是靠抓机会,而是解决社会中的问题。这既是生态企业得以制胜的奥秘,也反映了正当管理对竞争秩序与规则创新的积极作用,体现了主观正当与现实正当的一致。抱怨环境的创业者往往认为,自己主观上也想在经营活动中坚持“取之有道”,但迫于权钱交易等潜规则存在的现实,不得已才剑走偏锋。
用马云的话说,这是“缺乏一种信仰”的表现。同时也表明,营造生态企业不能仅仅满足于在正当管理中独善其身,关键在于形成一种“抗体”,进而达到“正天下”的渐进效果。当然,生态企业在“正天下”中同样存在着不完美的问题,这主要是因为生态企业有一个成长的过程,关键要有一个相信自己正确的信仰支撑。
在处理主观愿望与环境约束的关系中,马云有一句话很经典:“银行不改变,我们就改变银行。”这里所说的改变,只是传统金融体系对特定环节的看法及其市场份额的取舍,不必过度解读。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谁能改变谁,并非看谁该强势,而是看谁在提供市场服务中更具有正当性、合理性。
毫无疑问,假如互联网金融的信用风险比传统金融更大,接受服务的过程更麻烦,就不可能被用户看好。古人云,“未有不自治、而能正君者也”。这里的“君”,指的是政策环境。金融行业对互联网金融从“打压”到加强监管的转变自不必说,相互融合则必不可少。面临阿里巴巴旗下基金、贷款等业务风生水起,许多金融机构除了“触电”,的确开始了与阿里的战略合作,例如中信银行与阿里巴巴推出了网络信用卡。
需要指出的是,生态企业“正天下”的作用仍然是在商言商。有人将马云式在商言商概括为“用梦想宣言,用行动入市,借资本助力,超现实主义”。其中的超现实主义似乎与互联网的虚拟性有关,马云承认:“以前我一直觉得,要把贸易做到全世界那是用枪炮打的,但是今天用互联网就能实现一切。”
不过,生态企业能够起到“正天下”作用的,不是满足于把互联网当做工具,更在于正能量的凝聚。马云在谈到阿里能够成为进入国际化互联网市场竞争的三家互联网公司之一的时候指出:“我并没有说我们最好,是指的在管理方面,我们是领先的。我们也许没有一样东西比别人牛逼在哪里,但在文化和管理上,我们相对来讲好很多,所以才会导致每样东西都是普通的,但是整体的竞争并不差。”文化和管理的完美结合,那正是生态企业正当管理的魅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