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结构调整正处于新旧交替的攻坚阶段。首先，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安排，到2020年，全面深化改革的各项举措将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上取得决定性成果。我国制度结构调整将取得重大进展，进而引发经济和产业结构的新变化；其次，2020年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这将带动城乡、区域、社会结构的新变化，进而影响产业结构的调整；最后，要赢得未来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就要加快推动新一轮结构调整，构建创新驱动、人才驱动、开放驱动的新经济结构，建立结构调整的新常态。

    经济结构调整新常态的前景——

    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支点

    一是建立包容性发展模式。让广大人民群众能够参与经济发展过程并公平分享发展成果。这就需要全面深化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体制改革、中央和地方财权和事权改革、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社会保障体系改革等，创造机会公平和结果公平的发展环境。
    二是扩大中等收入人群。让更多人进入中等收入阶层，持续扩大中高档商品、现代服务和知识创新产品的消费规模，形成需求拉动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服务业发展的长效机制。
　　
    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
　　
    当前我国实体经济正处于结构调整的攻坚阶段。
    一是帮助解决企业转型所面对的“缺技术”问题。这就要开放创新，建立技术创新的公共服务体系，促进产学研联合创新、供应链协同创新、网络创新资源合作创新、创新链上中下游组合创新等，切实解决企业转型缺技术困境。
    二是要帮助解决企业转型所面对的“缺人才”的问题。这就要开放引智，引进企业转型短缺的专才和管理人才，引进或自主培训技工和技师队伍，引进或自主培养具备“走出去”能力的国际化人才。
    三是要帮助解决企业转型面对的“缺订单”的问题，包括品牌、质量控制和技术标准、销售渠道、售后服务、全球维修体系建设等。
    四是要帮助解决企业转型面对的“缺融资”的问题。帮助企业进入国内和国际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获得直接和间接融资支持的条件、渠道和经验。五是要帮助解决企业转型缺经验、缺规范、缺能力的问题。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中，企业能够坚守实业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一方面，房地产热、金融热、能源资源热会诱导企业偏离主业；另一方面，从低成本优势转换到高增值优势，这是一个脱胎换骨的转型过程。
　　
    牢牢把握城镇化蕴含的巨大机遇
　　
    一是城镇化将释放出消费和投资增长的巨大潜力。目前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3.7%，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36%左右。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既可以带来基础消费的倍增效应（据测算，农村转移人口一旦市民化，其消费倍增效应将是过去的3～3.5倍）；也可以带来基本保障性住房、教育、技能培训、医疗、养老等领域的投资增加，从而释放出长期增长潜力。为此，就需要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改革、就业优先和就业素质提升战略的实施，逐步缩小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之间公共资源的分配差距。
　　二是城镇化将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进程。从全球趋势看，城市化仍是集聚为主的趋势；人才也在向城市集中；信息和交通技术革命带来的是本地化趋势，即形成一小时经济圈、三小时经济圈。现代生产和生活服务业，高增值产业和支持部门，各类高素质人才，主要集聚在不同城市群里。因此，把城镇化发展作为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是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的重要一环。
　　三是城镇化将带来的创新要素集聚和知识传播扩散。全球跨国公司的总部和功能性分支，国际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进入世界排名的综合性大学、科研院所、智库，主要集中在大城市。要形成新一轮结构调整新常态，就必须加快推进人、自然和历史的城镇化发展；完善知识创新、技术进步和高端人才集聚所必需的国际化、智能化、生态化发展环境。
　　
    牢牢把握开放型经济建设的关键环节
　　
    一是处理好开放促改革与改革促开放之间的辩证关系。在改革开放35年里，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不是加入世贸组织以后的时期（2002年之后），而是加入世贸组织之前和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后的时期（1992～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后，改革实际上放慢了前进步伐。这说明开放并不能自动带来改革进步，改革是一个自我革命的过程，而积极做好加入世贸组织的准备促进了改革深化。
　　二是开放促进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从我国出口结构调整的角度看，2013年和2014年，我国传统出口产品的增长率（纺织品、服装、鞋类）要明显高于高新技术产品和机电产品。在不利环境下，为什么传统出口产品增长率依旧保持了两位数呢？笔者的看法是，这些劳动密集型产品是受到冲击影响最早的行业，其结构调整也最早，因而见效也最早。其中，僵尸企业被迫退出，将资源、人才、市场腾给调整和转型企业；国内企业为主的一般贸易持续增长，而外资为主的加工贸易持续负增长；低增值出口产品减速，高增值出口产品增速；民营企业出口保持高增长，外资企业和国有企业出口持续低速增长，呈现出结构调整的第一波效应。可以预见，出口部门结构调整的第二波和第三波效应将很快出现在机电和高新出口部门，未来3～5年内将会初见成效。
　　三是“走出去”促进新一轮结构调整新常态。如加快推进资本输出方式，带动我国全球贸易布局、投资布局、生产布局、综合物流和供应链布局的结构调整。如，在“一路一带”建设中，我国将以资源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为重点，在沿线国家发展“三头在外”（能源在外、资源在外、市场在外）的产业，进而带动产品、设备和劳务输出。在“走出去”过程中，如何防止国内产业空心化趋势，如何用行动证明我们不是新殖民主义，如何避免“走出去”恶性竞争、破坏生态环境、影响当地民生和发展等，事关大局和全局。为此，我们将消除财税、金融、外汇、保险、人员出入境等体制机制障碍，推动与沿线国家签订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同时要重视当地民生和履行社会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