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伊始，对中国经济下滑的担忧再度兴起。其中，中国经济将掉下“财政悬崖”、中国面临硬着陆风险甚至将迎来金融危机的观点占据了市场主流，甚至一些中国官员也认为经济面临着严峻的风险。3月中国“两会”来临，伴随着2月28日的降息，各种议论再起。对此，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刘利刚3月2日撰文指出，上述观点高估了中国经济面临的困难。
　　比如，中国是否面临“财政悬崖”的问题，其中的主要担忧是因为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收紧，从而中国面临比较严峻的投资下滑压力。尽管由于需要支付此前债务利息，同时地方政府将被禁止通过地方融资平台发行债券以及获取银行贷款，但是按照地方化政府目前的收支规模，笔者测算中国面临的实际支出缺口在今年最多达到GDP的4.2%，未来几年的支出缺口将大约占GDP的3%——尽管看起来中国有掉落“财政悬崖”的危险，但这样的风险是可控的。比如说地方政府已经被允许通过债券市场直接发行债券，这样的一种方式相比于此前的“隐性负债”事实上是一种明显的进步。通过发行债券，地方政府可以拉长自身的债务期限，同时其财政收支体系将更加透明，这也是改革带来的“倒逼”效应。此外，地方政府也可以通过“PP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公私合作）等方式来引入民间资本，这样不仅引入了更多的资金，同时也有利于培育市场力量来进入传统的垄断领域，这对于中国经济的管理模式来说也是显著的进步。因此，尽管局部风险有一定可能，但过度强调中国面临的财政困难并不可取。总体来看，中国仍然可以避免系统性风险。需要强调的是，中国国有金融体系也将为整体经济提供一个有效的安全网。
　　正像这些年来笔者强调的，中国政策决策者需要通过各种政策来为整体经济提供“信心”，这需要一种明确的“底线思维”。比如说一旦将今年的经济增速目标设定为7%，那么政府应该出台一系列的具体政策来保证这一目标的实现。具体来看，如果中国需要达到7%左右的经济增速，过去数年的经验表明中国的投资增速需要保持在至少15%。很多市场人士认为中国的投资增速已经过高，同时房地产市场的存货水平已经很高，因此投资的减速将是大概率事件。但中国的可投资空间仍然很大，在房地产市场之外，中国仍然需要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这其中包括高速铁路、智能电网、教育医疗、社保体系等等。此外，中国也需要大量的制造业投资来提升整体经济的效率。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需要更加明智和有效的投资。从资金来源来看，中国的储蓄率仍然很高，如果这样宝贵的国内资源不被用于国内投资，将会被迫投资在收益率极低的美国国债上，这对于中国经济来说反而会产生“釜底抽薪”的效果。
　　在此之外，中国也需要采取多种举措来保证有序的去杠杆化，与之对应，货币政策的放松是题中应有之义，同时对于金融体系的改造也十分必要，中国应该允许民营资本逐步进入金融体系来帮助中小企业融资。此外，中国应该建立一个更具有深度以及更加活跃的地方政府债券市场，更加长期稳定的债券发行不仅可以减小地方政府面临的债务问题，也可以助力中国建设一个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来降低金融风险。
　　中国政府也需要采取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来提高家庭消费。与此前相比，中国的财政政策的积极不仅体现在政府对于基础设施以及福利网络的投入，更应该体现在通过减税等一系列举措来有效降低消费成本，以鼓励中国中产阶级的潜在消费能力。事实上，中国中产阶级的数量已经十分庞大，从其海外消费中也可以看出其巨大的消费潜力。通过降低关税、提升监管水平以及降低物流成本等手段，中国可以达到有效对接“世界工厂”和国内消费，将“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更多地转化为“Made for China”（为中国造）。
　　从外部环境来看，中国在2015年面临的全球经济环境尽管存在挑战，但却非完全悲观。在美国经济复苏的带动下，全球经济在未来几年的表现其实值得期待。中国经济仍然可以保证7.0%的增速，美国大约能够在今年保持大约3.5%的增速，这两大经济体将为全球经济释放1.5万亿美元的经济增量，而欧洲经济在QE（量化宽松）的带动下也可以恢复一定的增长动能。总体来看，外部环境出现改善的可能性很大。
　　当然，对于中国经济来说，在外部环境出现改善的状况下，内部政策导向、力度以及执行力仍然是关键。笔者认为，中国整体政策应该保持定力，既要通过政策调整来推动传统行业的有序地去杠杆，也要通过政策引导来推动服务业和消费的增长。在结构性改革的当口，中国经济更需要保持市场的信心。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政策的有效执行则更加重要，在“反腐”的过程中，官员不做为也应受到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