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研究员张茉楠5月12日在证券时报撰文指出，当前，我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强大的制造强国战略。没有强大的制造业，国家就难以从大国走向强国，特别是全球经济结构正经历深刻调整，发达国家纷纷实施“再工业化”和“制造业回归”战略，与我国形成较为激烈的竞争，我国制造业面临“前堵后追”的双重挤压,因此，确立“制造强国”战略尤为紧迫。
“中国制造”
仍处大而不强发展阶段
事实上，“中国制造”仍处于“大而不强”的发展阶段。从产业规模和结构看，制造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和经济增长的主要支撑力量，贡献了国内生产总值（GDP）的40%以上。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制造业增长高于国家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在规模发展的同时，产业结构也在快速升级，主要表现在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品的比例持续下降，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比例不断上升。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5~2013年，我国制造业总产值年均增长20%左右，2012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为2.08万亿美元，在全球制造业占比约20%，成为世界上名副其实的制造大国。
我国工业如今在全球竞争中的优势更多地体现为拥有完整的供应链条。根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数据，我国是世界上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的国家，形成了“门类齐全，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同样是来自于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数据，目前，中国工业竞争力指数在136个国家中排名第七位，制造业净出口居世界第一位。按照国际标准工业分类，在22个大类中，中国在7个大类中名列第一，钢铁、水泥、汽车等220多种工业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位。2013年，我国装备制造业产值规模突破20万亿元，占全球比重超过1/3；发电设备产量达1.2亿千瓦，约占全球总量的60%；造船完工量达4534万载重吨，占全球比重的41%；汽车产量达2211.7万辆，占全球比重的25%；机床产量达95.9万台，占全球比重的38%，我国制造业占世界的1/3强。
然而，我们仍处于“大而不强”的阶段，制造业普遍存在自主创新能力差、核心部件对外依存度高、产业结构不合理、产品质量有待提高等问题，与美、日、德等发达工业国家相比存在较大差距。
如何变道超车
成为重要命题
进入21世纪以来，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正在孕育兴起，在这一关键历史时期，如何变道超车成为重要命题。
2008年爆发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各国推出制造强国战略。世界各国为了寻找促进经济增长的新出路，开始重新重视制造业，美国、欧盟、德国、英国等纷纷推出制造业国家战略。美、德、日等发达国家将焦点锁定在以新一代互联网、生物技术、新能源、高端制备为代表的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展开了新一轮的增长竞赛，试图抢占新一轮经济增长的战略制高点。此后，美、德、日、韩等都推出了各项政策措施，鼓励和持本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特别是美国政府于2012年推出《美国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同年12月通用电气（GE）提出《工业互联网》战略；2013年8月我国工信部发布《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专项行动计划2013-2018》；2013年底，德国电气电子和信息技术协会发布了德国首个“工业4.0”标准化路线图，以加强德国作为技术经济强国的核心竞争力。由此，美国的“工业互联网”、我国的“两化深度融合”、德国的“工业4.0”等几乎是殊途同归。
笔者认为，由院士专家提出的“中国制造2025”能否让中国从制造大国走向制造强国有以下几个核心关键：
首先，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科技资源，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上下游的核心、关键以及共性技术进行攻关，通过创新链驱动，突破一批关键技术，使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围绕传统优势产业链部署创新链条。以创新链为引导，增强传统优势产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推动拥有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的传统企业集聚优势资源加速发展，从而带动整个传统优势产业转型升级。
其次，制造强国战略的核心是布局高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是“国之重器”。实施制造强国战略，必须高度重视高端装备制造业发展，加快推进重点行业结构调整。当前我国装备制造业发展基础坚实，载人航天与探月工程、“蛟龙”载人深潜器取得重大突破，智能制造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先进轨道交通装备、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快速发展，企业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
第三，坚持标准先行，把制定智能制造标准化作为智能制造的优先领域。把握智能制造发展特点和规律，整合国内标准化资源，借鉴德国工业4.0标准化路线图以及美国先进制造和工业互联网标准建设的工作思路和组织方式，加快智能制造标准化体系建设。如，加快制定智能制造标准化路线图，尽早启动优先急需领域标准化制订工作，建设和推广企业两化融合管理体系。
最后，通过“制造+服务”提升价值链控制力。当前，制造业服务化是我国制造业在国际市场上形成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是全球价值链当中的主要增值点，也是提升价值链控制力的焦点。发展现代服务业，实现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双轮驱动”，通过发展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提升制造业的附加价值。以知识密集型为特点的生产性服务业不仅指研发新技术、新产品,还包括为推进生产经营管理方式的转变提供增值服务。需要以完善的市场环境为服务化转型保驾护航。制造业服务化的顺利推进需要完善的市场环境为其保驾护航。面向制造业生产过程和产品的新技术研发、物流、技术支持、信息咨询、金融租赁和保险等服务需要完备的知识产权法规、健全的社会诚信体系、严格的监管体系作为保障。
“一带一路”能否改变全球体系？
牛津大学中国中心研究员 乔治·马格努斯5月6日在英国《金融时报》撰文指出，2013年习近平主席出访哈萨克斯坦时，提醒东道主两国沿“丝绸之路”(Silk Road)拥有共同的商业纽带，其历史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以前。这位中国国家主席接着提议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Silk Road Economic Belt)，为亚洲带来新的繁荣。习近平此次讲话几乎没引起国际媒体注意，但不到两年后，这个所谓的“一带一路”(One Belt, One Road)计划——结合海上丝绸之路——成了习近平外交政策和国际经济战略的核心。“一带一路”计划将对该地区和全球企业产生重大商业影响，同时将给这片美国、日本、印度和俄罗斯几国都存在重大而彼此冲突的利益的地区，带来不可预知的地缘政治影响。
一段时间以来，中国政府明显需要在国内外找到一条新的商业道路。过去中国在非洲和亚洲签订的基于获得大宗商品资源的双边投资协议，许多是非商业的，执行欠佳，而且有时在当地不受欢迎。它们所服务的国内房地产和投资热潮现已结束，给中国留下了种种问题，如工业和建筑业产能严重过剩、通货紧缩以及不断加剧的债务管理问题。
此外，中国已厌倦了积累无穷尽的美国国债和其他政府债券，现在偏好加大海外直接投资。北京方面也早就表示反对美国及美元在全球金融机构的霸主地位，最引人瞩目的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以及世界银行(World Bank)。
因此在过去一年，中国政府采取了三大举措。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新兴经济体共同创立了新开发银行(New Development Bank)，它就像IMF的克隆机构，具有很浓的象征意味。中国还创建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简称亚投行），并将提供半数资金，亚投行目前已拥有57个意向创始成员国。如果资金、组织以及治理问题能够成功解决，亚投行到2020年可以每年提供200亿美元贷款，与世界银行现在承诺的每年300亿美元贷款相差不太远。
然而，与“一带一路”这部重头戏相比，这些都是助兴表演。一个普遍的说法是，从西安（中国古都、古丝绸之路的起点）、经中亚、到中东、俄罗斯和欧洲，这条现代丝绸之路将连接起65个国家、44亿人口。海上丝绸之路的目的是将南中国海与印度洋、东非、红海以及地中海连结起来。不可避免地，这将要求中国将其日益增长的海军力量投射到更远的地方。资金将来自中国的几家开发银行，其中最大的两家最近收到了总共逾600亿美元的新资金，用于支持新业务。中国有近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中国政府无疑会认为，将外汇储备池中的资金多分出一些用于这一目的是合适的。
“一带一路”能否像一些人宣称的那样，成功改变全球体系？这一说法的倡导者说，投资的受益者和供应商必将受益于新的基础设施、能源管道、光纤和通信系统、以及贸易壁垒的降低。人们还认为，这个计划严丝合缝地契合中国的需要。它可抵消中国国内投资率下降、产能过剩日益严重的影响，为潜在的反腐运动对象提供商业上的甜头、促使他们配合改革，促进发达沿海地区与相对落后的西部省份经济一体化，还有重要的一点是，促进金融一体化，包括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不过，这样说是本末倒置。“一带一路”以及亚投行等配套机构或许能够改变全球体系，但这并非抽象意义上的，并且前提是它们反映了中国政府在其他长期经济和政治目标上的追求。这些长期目标包括，让中国的人均收入达到美国的水平，接受开放治理，让其他国家对中国的外交政策买账，让人民币成为储备货币、而不只是作为交易手段被更广泛地使用。中国必须让外界看到，它有实现这些远大目标的决心。
如果中国新金融外交的目的是，在不从根本上改变政治和经济逻辑的前提下扩大和加深其全球足迹，那么结果可能是整个亚洲面临更大全球风险。最终，这种战略重心西移将不过是对美国重返亚洲的回应，这种回应虽是商业上的，但也是咄咄逼人的，它提醒我们，就像美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勒特韦克(Edward Luttwak)所说，地缘经济是“遵循商业语法的战争逻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