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0日刊发经济学家蔡昉撰写的文章指出，随着中国人口结构进入新的阶段，人口红利的迅速消失，助推过去30多年高速增长的一系列因素，成为传统经济增长源泉并且正在迅速丧失，相应地，这些源泉不再能够支撑中国以原有（两位数）的速度增长，未来也不再可能回到那个水平。
自从沿海地区于2004年遭遇民工荒以来，劳动力短缺逐渐成为遍及全国的现象。2004~2014年，作为普通劳动者的代表，农民工的实际工资每年以11%的平均速度提高，以致近些年工资增长速度已经快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从而推动中国制造业的单位劳动成本提高，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以及制造业整体的比较优势显着下降。
随着新成长劳动力数量的逐年减少，人力资本改善速度趋于下降。鉴于中国劳动者整体素质的分布，具有年龄越大受教育水平越低的特点，因此，一直是靠新成长劳动力（即各级各类学校毕业未升学和辍学人口之和）源源不断进入劳动力市场，人力资本存量才得以持续改善，从而成为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源泉。从2012年开始，随着新成长劳动力的增速每年下降，劳动者平均受教育水平——人力资本的改善速度必然比以往减慢。如果把每年新成长劳动力数量（逐年减少）乘以他们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但速度也放慢了），计算出的每年新增人力资本总量，预计2014~2020年将呈现负增长的态势。
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将式微。一方面，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深加剧，人口抚养比也迅速提高，形成“生之者寡、食之者众”的人口结构，高储蓄率终将难以维系。另一方面，有几个因素会导致资本投入的回报率下降，使资本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走到尽头。其一，正如新古典增长理论所揭示的，如果劳动力不再是无限供给的，资本报酬递减必然以经济学规律的不可抗拒性发挥作用。其二，近年来对于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过分倚重，导致资本劳动比的大幅度升高，在劳动者素质提高速度不能与之相匹配的情况下，资本报酬递减现象的出现则更加迅速和严重。许多经济学家的研究都表明，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资本边际回报率一直处于下降的过程，近年来下降速度更呈加快势头。
随着劳动力转移速度下降，资源重新配置效率改善的空间缩小，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速度也会放慢。大规模劳动力转移和农村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减少了农业劳动力的剩余程度，目前农业劳动力比重已经降到20%左右，转移潜力较之以往显着减小了。相应地，作为中等教育阶段的毕业生从而潜在的转移劳动年龄人口，农村常住人口中16~19岁人口的总量，已经于2014年到达峰值，绝对数量随后每年都会进一步减少。与此同时，外出农民工总量的年平均增长率，已经从2005~2010年的4%显着地下降到2014年的1.3%，以及2015年上半年的0.1%。
虽然潜在增长率的估算结果，受到数据和模型选择的强烈影响，因而这种计量分析的着眼点应该在于描述一个趋势而并不是作出准确预测，但是，迄今为止这个估计的潜在增长率，与实际增长率是十分吻合的，即除了对2010年之前30余年的估计与实际增长率完全一致外，近年来的实际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2012年为7.7%和7.89%，2013年为7.7%和7.48%，2014年为7.4%和7.14%，2015年为7.0%（上半年）和6.89%。所以按照这一分析思路，探索提高潜在增长率的途径和着力点，预期可以得出可靠并有益的政策结论。
很显然，从以上分析可知，潜在增长率是指经济增长的供给方因素，而不是需求方因素。这种性质决定了提高潜在增长率、稳定经济增长速度的着力点在于供给方，即增加生产要素供给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而不在于刺激需求的“三驾马车”。一般来说，一个国家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终究要经历从二元经济赶超型发展向新古典稳态增长的转变，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也是正常的。事实上，如果这个国家真正进入到高收入水平上的新古典增长阶段，处于技术创新的前沿，每一步增长的质量都较高，能够实现3%左右的“均值”增长率已经足够好了。
但是，中国经济面临的独特挑战在于，仍然存在着一系列体制和机制障碍，既妨碍对生产要素供给潜力的充分挖掘和利用，也阻碍全要素生产率的进一步提高。因此，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消除这些制度性障碍，一方面挖掘传统增长源泉的潜力，另一方面开发新的增长源泉，可以显着提高潜在增长率，赢得真金白银的改革红利。
首先是应对劳动力供给的日益不足。面对这一严峻挑战，存在着需要借助实质性改革才能挖掘出来的传统潜力和新源泉的双重机遇。目前中国农业劳动力比重为20%左右，与发达国家甚至许多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相比，这个比重仍然较高。根据东亚经济体如日本和韩国的经验，今后一段时间，中国的农业劳动力比重仍有较大的潜力继续降低。户籍制度改革对于清除劳动力转移的制度性障碍，提高非农产业的劳动参与率，进而增加劳动力供给，具有关键性的作用，预期可以获得立竿见影提高潜在增长率的效果。此外，从人口转变的一般规律看，即使将来生育政策的调整可以使生育率有所回弹，影响也不会十分显着，劳动力数量增长的潜力终究是有限的，因此，长期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源泉，终将要越来越依靠劳动者素质的提高来取得。因此，通过扩大教育和培训规模，推进及其体制机制的改革，确保中国的人力资本禀赋得到不断改善，从而以劳动者质量替代劳动者数量，也是我们不可回避的任务。
其次是应对资本积累能力和投资回报率的下降。要通过相应的制度安排，如推进社会养老保险体制改革，增加其鼓励储蓄的功能，可以为我们创造出提高储蓄率或者至少减缓储蓄率下降速度的机会。更重要的是通过金融体制和投融资体制等领域的改革，提高资本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率，改变粗放的、投入驱动型的增长模式。还需通过进一步对外开放，特别是推进“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促进产能在全球范围配置，在中外合作共赢的同时，可以缓解中国资本的报酬递减趋势，继续在一段时间里保持较高的投资回报率。此外，在二元经济发展期间，劳动力数量持续增加，人力资本相应得到不断完善，中国创造了防止和减缓资本报酬递减规律作用的经验，也就是说，改善其他生产要素供给，也可以起到提高资本回报率从而激励资本积累的效果。
最后是应对全要素生产率提高速度的下降。正如劳动力在农业与非农产业之间的转移仍有继续进行的空间一样，生产要素在产业间重新配置的潜力也并没有耗竭，因此，加快发育生产要素市场，有助于保持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传统途径。此外，在存在行业垄断、歧视与保护以及进入和退出障碍的情况下，企业之间仍存在不合理的生产要素配置，从而造成了资源配置效率损失。这方面改革的重点在于允许进入和允许退出两个方面。一方面，推进商事登记制度等方面的改革，改善中小企业和非公有企业的创建和发展环境，促进公平的市场竞争，可以保持市场上不断补充有活力的新兴主体，从而达到激励创新的目的。另一方面，要促进那些丧失了比较优势和竞争力的企业退出经营，以防止僵尸企业充斥市场的局面，保持整体经济的健康水平。这样的一进一退，可以在创造性破坏中获得新的全要素生产率源泉。
在改革有利于提高经济增长潜力的认识上，经济学家是有共识的。他们分别就户籍制度、金融体制、土地制度、国有企业、人口政策、教育和培训体制等领域改革所具有的潜在效果进行了定性和定量分析，揭示出改革红利的显着性。例如，我们对改革效果的计量模拟表明，如果通过推进相关领域的改革，为目前的潜在增长率追加新的增长动力，譬如说把总和生育率从目前的1.4提高到1.6，使非农产业的劳动参与率每年增加1个百分点，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提高0.5个百分点，并以一定速度扩大教育和职工培训的话，中国经济在近期和未来获得的额外GDP潜在增长率，可以达到1~2个百分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