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约翰·普伦德8月14日撰文指出，英国新修订的公司治理准则甫一公布，机构投资者就围绕皇家邮政(Royal Mail)的高管薪酬爆发了争吵，这是一个令人遗憾的巧合。但它也是一个有益的提醒：尽管大西洋两岸一再作出改革努力，但高得离谱的董事会薪酬标准仍是这两地的顽疾。
　　还应注意到的一个隐含的信息是，公司治理和公司法涉及的那些深奥难懂的问题可能引发爆炸性的政治与经济后果，尤其是通过对不平等的影响。治理不善是民粹主义浪潮中一个被忽视的因素，这股浪潮令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脱颖而出，让英国退欧(Brexit)成为现实，此外还催生了其他诸多人物和事件。
　　诚然，治理不善与不平等之间的关联并非一目了然。在英国，以普遍使用的“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衡量的收入不平等，在撒切尔政府大幅下调所得税税率的上世纪80年代显著加剧。此后，不平等程度有所下降，但仍远高于上世纪70年代的水平。
　　在最富有的1%人口的收入占比方面，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本世纪头十年，英国富豪精英群体的收入占比不断上升，但这一趋势在金融危机过后略有反转。但英国央行(Bank of England)危机后的债券购买行为推高了主要由富人持有的资产价格，继而导致财富不平等现象大大加剧。
　　此外，正如查尔斯·杜马斯(Charles Dumas)所言，关键是人们怎么看自己所处的相对位置，而不是实际经济损失，尤其是怎么看对2007-08年金融危机所造成痛苦的不公平分担——银行家们在获得来自纳税人的纾困资金的同时继续领取奖金。杜马斯刚出了一本关于民粹主义经济学的力作。
　　在此，Persimmon、WPP等企业近期爆出的更多董事会薪酬事件也强化了这种印象，即企业是由贪婪、自利的富豪阶层操控的。
　　在美国，不平等程度更加严重。自上世纪60年代末至今，基尼系数一直在稳步升高，最富有的1%人口拿走了过去30年收入增加的大部分。导致收入从穷人向富人转移的再分配税加剧了这一趋势，先是在小布什(George W Bush)执政时期，现是在特朗普时期。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财富不平等现象明显加剧，部分是因为，在普通民众收入增长停滞之际，高管们获得了股票奖励。与此同时，首席执行官与普通员工之间的薪酬差距大幅扩大，而这种差距扩大与公司业绩的改善没有明显关系。
　　这种现象在经济上也是有害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经济学家指出，“研究中的初步共识是，不平等会破坏卫生和教育领域取得的进步，导致投资减少进而引发政治经济不稳定，削弱面对冲击做出调整所需要的社会共识”。
　　High Pay Centre创始人德博拉·哈格里夫斯(Deborah Hargreaves)表示，以上种种让许多人感到这个体系由贪婪的商界精英群体操纵，并将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强加于看不到任何好处的平民百姓身上。这些情绪危及企业运营的正当性，因为商界乃至资本主义自身的公信力受到了侵蚀。
　　有缺陷的公司治理导致了另一种形式的不平等，即企业和家庭部门间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损害了世界经济。在亚洲部分地区，尤其是日本，管理层无需对股东负责助长了企业储蓄超过投资的现象。由于过多收入滞留在企业部门，因此家庭收入不足，进而导致经济中的购买力不足。这带来了全球失衡，也增加了美英等国的债务。
　　美国大型科技公司也存在类似的管理层无需对股东负责的问题，这要归因于保护企业创始人免受外界有效监督的双层股权结构。这种股权结构鼓励了一种傲慢的文化，这种文化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谷歌(Google)因滥用手机市场权力而在欧洲面临43亿欧元的反垄断罚款。这也是Facebook迟迟不愿直面用户数据隐私问题以及苹果(Apple)不愿解决智能手机成瘾问题的原因之一。
　　与公司治理乃至整个经济相关的最根本问题或许在于有限责任制度的缺陷。正如杜马斯在书中所言，这一维多利亚时代的发明确保了公司及其所有者对自身行为的破坏性后果只承担有限风险。然而，有限责任制度背后的隐性契约——企业通过纳税换取只承担有限风险——已经瓦解，因为全球化已将公司税变成了一种越来越基于自愿的税收。在2007-08年危机之前，有限责任制度也导致了银行业的过度冒险行为。
　　面对所有这些重要的治理难题，显然需要拿出一项实质性的改革议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