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5月20日在“企业家活动日暨四川企业家年会”上的报告）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 邵宁
去年的11月10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11次此会议，习总书记第一次提出供给侧改革的概念，而后呢，主要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认可、重申了这个概念。今年年初通过的非常重要的十三五规划工作纲要，第一篇的第五章，专门讲十三五时期的发展主线，又强调必须在适应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刚刚过去的5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非常权威的署名文章，这篇文章用了非常重的笔墨谈了供给侧改革，这篇文章，希望大家如果有时间好好读一读，这篇文章应该是有背景的。供给侧结构改革将是今后一个时期我们整个经济工作非常重要的一个指针和方向。
首先谈一谈这个概念提出的背景。怎么提出的这个概念呢？当前整个国民经济下行的压力非常大，企业很困难，那么，如果任这个趋势发展下去，逐渐向低走，速度降得过低，不但十三五确定的经济发展目标不能实现，而且，我们有些社会矛盾会变得尖锐化，就业方面的风险、财政方面的风险、金融方面的风险都可能会引发。所以，面对这个经济下行的压力，下行趋势，政府需要进行干预、进行调节。政府坐着不动是不行的，需要干预、进行调节，问题是怎么调节才是对的、才是有效的、才是合理的。
我们所谓的经济下行，实际的速度并不是很低，是相对于我们这个高增长时期而言的。中国的GDP呢，30年年均10%的增长，是针对这个时期相比较而言的，所以要理解当前经济下行的趋势，就必须对前一段的高增长有一个比较深的认识。为什么那时会高增长，为什么我们现在会经济下行，幸好中国30年的高增长时期离我们不远，我们还记得哪一段比较宽松的时光。
那么，为什么中国经济会有持续30年的高增长，大概是四个因素支撑着。
第一个因素是规模巨大而且长期处于结构性短缺的国内市场。中国长期经济增长是从短缺经济起步的，大家还记得那时候凭票供应。随着居民收入的提高，我们一个消费热点接着一个消费热点。从改革初期的日用消费品，家用电器，一直上升到现在的住房和汽车，这个消费热点一直是存在的，一直在往上走，所以，国内市场始终存在着一部分没有被满足的、或者说结构性短缺部分。这种结构性短缺对消费者而言，是你有钱买不到东西，但是对于生产者而言，那是大好的机会。大家多恨不得自己面对一个短缺的经济热点，就有难得的发展机遇了。所以这个短缺的市场本身是经济增长的一个上行的因素，是产业发展的上行因素。
第二，国内的高储蓄率。储蓄高是华人的一个特点，因为华人是崇尚节俭的，咱们有句俗话叫“无债一身轻”，就是：华人是不愿意借债的。所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计算呢，中国的国民储蓄一直很高。在改革初期我们就超过30%，2000年左右超过40%，2008年我们超过50%，现在仍然在50%以上，世界的平均水平不到20%，我们比世界平均水平基本高一倍。高储蓄率这个特点，对一个国家经济发展非常重要，因为它是我们内部资本积累的来源，好多钱我们没有花出去、在那儿存着，这个钱是可以用于投资的，这是国内的资本积累。
第三，国外有技术来源。你要做一个产业光有资本是不行的，资本加上技术，才能形成产业。中国在我们高增长时期，技术起点很低，我们给发达国家不在一个层次上，所以前些年，我们从国外买技术相对比较容易，因为我们需要的技术在国外都是相对成熟的技术，甚至他过时的技术给我们，我们都觉得挺好，所以买技术比较容易。那么，国外有技术来源，使我们的新产业发展比较容易，我们用不着自主研发。因为自主研发呢既需要时间又有风险，自主研发有可能对、也可能错，那么我们一旦国内市场形成，我们直接从外面买新产品、新技术、新的生产线，直接买下来，马上就可以形成生产能力。所以前30年，我们的新产业上得非常快，因为我们买技术容易。
第四，基本要素成本低。这个低成本是中国企业和产业的传统优势，尤其是低的人工成本和环境成本。我们的工资低，我们的很多污染没有及时治理。那么，低成本对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这个贡献是非常直接的。因为建立在低成本的基础之上，我们的产业和企业的竞争力是非常强。而且，低成本这种传统优势，尤其是低的人工成本和环境成本。低成本是一种天然的优势，我们的竞争对手即使知道，他也学不过去。因为他没有办法把他的成本压到中国企业的水平，所以国外的企业没有办法给我们竞争，因为他不可能把水平压到中国企业水平。所以没有办法，他只能对中国进行“贸易摩擦”。实在不行就“反倾销”，给你搞“贸易壁垒”。实际背景就是，我们的成本竞争力确实太强，哪些国家的产业经受不住我们的竞争，没办法就给我们搞“贸易摩擦”，这是这些年中国成为经济发展中碰到“贸易摩擦”最多的国家，实际的基础在这儿，是因为你的成本竞争力太强。
这四个因素相互作用，促成了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一开始，消费市场的短缺加上国内储蓄市场形成的资金，加上国外的技术来源，这三个因素加在一起，就促成了中国消费品工业的大发展。这就包括轻纺产品、也包括家用电器。由于我们有成本优势，所以我们的竞争力非常强。不但我们可以把其他国家的产品从中国挤出去，而且，我们还可以挤占相当份额的国际市场，就使中国成为了消费品制造的大国和出口大国。中国仍然是一个消费品出口大国、制造大国，但是在有些产业已有成本上升，竞争力正在下降。
中国消费品工业大发展是在末端，末端产业大发展必然对前端产业形成一个需求，所以它对我们基础工业、基础产业建设造成了非常大的压力。所以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上半期，中国有个阶段出现了原材料非常紧张、交通非常紧张，那么这种紧张表现了一种短缺，这种短缺它本身就是相关产业发展的市场机会，所以它这种短缺造成紧张，带动了这个相关产业发展，促成了中国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的大发展。又是中国又一轮重化工业发展的过程，重化工业的建设，所以中国重化工业的产能在不断扩张。中国的基础设施的建设，从消费品带动基础工业、基础设施的发展，在后边跟着，这是一种正反馈的良性互动，相互促进，速度高得想压都压不住。成就了中国连续30年高速增长。在这个高速增长的过程中，使中国的产业结构升了好几个台阶。中国这30年的高速增长绝对不是在一个产业平面上的增长，是主导产业上了好几个台阶。从一开始起步阶段轻纺工业，到家电产业，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一直发展到目前的汽车工业和住房产业，并且使中国成为一个上中等收入的国家。那么在这30年高速增长的过程中，每一个具体的阶段上，我们的产业结构都是不一样的，所面对的产业结构的矛盾也是不一样的。在某一个具体的产业快速发展的时期，实际上的重复建设很难避免，尤其是在我们国家经济体制还没有理顺，很多投资主体的行为还不太规范的背景下，这块就更突出了。实际呢，在消费品工业大发展的时期，我们国家也曾出现过非常严重的重复建设，大家可能还记得，历史上我们曾经引进110多条的彩电生产线，80多条的冰箱生产线，还有几十条的洗衣机生产线，显然都是过剩的。这些过剩的生产能力，在日后市场竞争中逐步都被消化掉，所以，任何一个时期的产业结构不一样、矛盾不一样。我们国家目前的产业结构是在高速增长的后期形成的，大概是2000年以后形成的。这个主要特点是什么呢，消费品工业结构基本是适度的，与当时的成本水平和市场份额是适应的。为什么？因为消费品工业经过一轮淘汰，所以它的结构已经基本适应了。但是重化工业生产能力偏大，这与高速增长时期一定程度重复建设有关，主要产品的产能几乎都达到了世界第一位。重化工业产品生产能力偏大的原因是什么呢？是一方面在这一时期，形成的过剩产能还没有足够的时间去消化，还没有淘汰过；另一方面也在于政府反复的在用投资基础设施建设这种方式带动经济增长，实际给这些行业在需求方面予支撑。所以那时候淘汰很难，因为它是有市场的，我们一直在刺激需求。我们国家目前的产业结构基本就是这个状态。
在中国经济30年的高速增长之后，中国经济发展的那些基本条件已经开始发生变化，第一个是要素成本大幅度的上升，尤其是人工成本和环保成本，这与中国已经进入上升中等收入国家的国情是相一致的。做企业的同志都知道，这几个要素成本上升很快，工人的工资上涨很快，我们环保方面的成本实际也上升很快，要素成本的上升使中国的产业和企业原先我们所具有的成本优势被大大的削弱，一些低附加值的产业已经难以维持了，开始向其他地区转移；其他的产业也会因为成本上升，必然导致市场份额缩小，而表现出更为严重的生产能力过剩，这是一个变化。第二个，市场方面变化。中国国内消费市场的结构性短缺已经被消除了。在我们主导的消费层次达到住房和汽车这个层次之后，我们如果再往后看，我们似乎已经找不到有足够规模的新的实物消费热点。住房、汽车之后还有什么？大家说，私人游艇，私人飞机，好像都不大可能成为规模很大的消费热点，往后看这个消费热点似乎就没有。发达国家在汽车、住房后面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出现规模足够大的新的实物消费热点。所以，国民经济增长被一个又一个的消费热点带动的局面，就是我们前30年那种局面不会再出现了，因为后面没有新的消费热点了。新增的消费会趋于分散化，并且向高端消费品和高端服务业转化，这可能是一个趋势。没有集中的消费热点，新增消费会分散化、高端化，这是第二个变化。第三个变化，外部技术来源开始出现问题。经过30年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现在我们国内的产业和国外产业技术差距越来越小。原先的技术差距非常大，所以我们买技术很容易；技术来源差距缩小之后，现在中国企业需要买进的技术往往是国外企业正在使用的技术，他不用的技术，咱们也用不上。咱们需要的是他正在用的技术，而国外的企业要把他正在使用的技术卖出去，他自己就没有办法生存了，所以中国企业购买技术越来越困难。而且，这个看得很清楚，越往后走我们买技术越难。这会给我们中国的产业技术升级出了很大一道难题，因为以后我们要支撑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的一个前提，就是你的产业结构必须继续升级，要不升级，靠我们这些原有的产业，就那么大一市场，要想增长，必须要有新产业出现、必须产业结构新的升级。而新的产业结构升级的技术来源在哪里？以前我们是靠引进，我们是靠买技术，以后我们可能买不到技术。那么，新产业的技术来源，可能更多的就需要靠我们的自主研发，但是我们国家企业的自主研发水平和能力到底怎么样，我想各位应该是有数的。那么这些变化，从宏观上讲都是导致经济下行的因素，成本上升了，你的产业竞争力下降了，是经济下行因素；消费那边没有新的市场了，没有新的消费热点出现，没有新的市场去带动，是经济下行因素；你这边买不到新技术，技术来源得靠自己了，也是经济下行因素。所以，我们现在所面临的经济困难，都有着非常深刻地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变化的原因。这个阶段性变化是什么？我们30年的高增长那个时候，中国还是一个低收入国家，而我们现在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我们的经济发展阶段是不一样的。是阶段性原因，所以呢，它都不是短期行为。我刚才讲的成本上升的变化、消费市场的变化、包括技术来源的变化，这些变化，都不是短期性变化，都不是过一两年、三四年能够变回去的，是不可能的。所以，中国现在面对的问题，不是一个脉冲，而是一个台阶。如果我们面对的是一个脉冲的话，过几年我们还回到原先的位置，还可以高增长；我们现在上了一个台阶，台阶之上和台阶之下完全不一样。所以大家如果注意到，前些日子那个权威人士的那篇文章把这个问题讲得非常清楚，不是过那么几年就会变回去的，我们要有一个思想准备。这些变化从结构上讲是什么？它的要求是什么？都是要求我们现实的产业结构要适应这些变化，进行调整。所谓的这个变化进行调整，实际上就是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需要同步提升国家的产业结构层次，因为我们收入水平已经上去了，不同的收入水平可以做不同的产业，低收入水平可以做低附加值产业，高收入水平就得做非常高附加值的产业。我们的产业结构必须适应我们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它要往上走，而我们现在产业结构不适应，就形成了我们现在比较困难的这样一个局面。这个局面我们怎么办？前几年的主流认识是，这个概念大家都听过，叫“有效需求不足”。我们认为问题出在需求侧，解决问题的办法当然也只能在需求侧，问题在这儿，也只能在需求侧做文章；所以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刺激需求，所以前些年我们的宏观调控主要在需求侧做工作，但是，坦率地讲，效果不明显。在需求侧的三驾马车中，消费、出口和投资，消费、出口实际上是很难调控的，或者说你要硬调控的话，也可以，但是代价非常大。比如消费，怎么刺激消费，那么我们用行政补贴的办法，是可以刺激当期的消费需求，但是这种刺激会透支未来的消费需求，所以它是不可能持续的。这是咱们前些年做的，大家还应该记得家电下乡，政府给补贴，家电便宜的卖下去，农民也很高兴，大家一块儿买。他今年买了以后，明年不买了，后年也不买了，所以这是不可持续的。用降低价格或者本币贬值的办法，是可以促进当期出口的，实在出不去，我贬值或者降价，但是最后的结果，就是你这个操作所造成的财富损失，可能要远远大于刺激出来的出口额，得不偿失。投资是政府唯一可以运用的、可调节的需求变化，但是把投资运用到什么程度，你要达到什么目的，是要看供求错位的性质。投资可以用，但是它能够解决多少问题？在现在产业结构矛盾的性质是什么，如果你的供求错位是由短期经济波动造成的，就是说由于需求周期的变化，某一个大的经济需求在社会上没有形成，或者说外部波动，外面的国际经济环境有这个什么短期的波动，用投资的办法反周期的操作是有效的。这个操作在89年我们用过一次，98年也用过一次。89年什么情况呢？89年是家电需求满足之后，新的需求热点没有出现，而且，89年遇到一次“6·4”,人家制裁我们；98年什么情况呢？是国际金融危机，是亚洲金融危机，是外部的波动，而且我们内部有一个住房和汽车的需求还没有成熟的问题，所以呢，在这样两种情况下，或者是内部的需求周期没有到，或者是外部出现的经济波动，这时候我们用投资撑一下，把需求带一下，可以应平这个经济周期，这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供求错位不是这个原因，而是发展阶段造成的话，用投资调节，力度就不够。而我们现在所碰到的就是这个问题，现在供求不平衡，结构性矛盾，不是短期周期或者国际经济波动造成的，而是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阶段转换，所以这时候，仅仅用投资继续调节，力度就不够。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的人均收入水平提高，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了新的阶段，报纸上经常讲的新常态；而我们的产业结构还具有上一个阶段的特征。我说我们的产业结构是高速增长后期适应期，就是我们的产业结构还具有上一个阶段的这个特征。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硬从需求侧做文章，调节社会需求，去适应一个扭曲的、或者是已经过时的产业结构，这会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我们的问题在我们的供给侧。我们的产业结构不是制约我们现在经济发展新进入的阶段，结构和我们的阶段不适应，问题出在结构上，所以呢，我们必须转向供给侧采取措施。所以这一段，包括十三五规划，把供给侧的结构改革作为十三五时期的发展主线，还是前一段权威人士文章讲的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性，都是非常正确的。原先我们的判断我们的问题在需求侧，但实际上我们的问题在供给侧。在明确供给侧结构改革这个方向之后，是不是需求侧我们就可以不做工作，不做不管了？不是这个意思。政府仍然要通过投资去调控经济增长的速度，但它的性质是不一样的。原先我们用投资去调，是想用投资解决问题，现在转到供给侧机构改革之后，我们发现，解决问题用投资调节是解决不好的，需要在供给侧上做文章，需要采取措施。那么这时候用投资调节速度，它的价值是什么呢？它的目的是什么呢？不是为解决问题，而是要为解决问题创造条件、创造环境，这时候用投资的办法，是防止过度减速，为我们在供给侧解决问题能够争取时间，能够创造环境。所以这个时候，投资在供给侧这个摆布，它的意义和目标是不一样的。应该说这个概念我们看得很清楚了。解决问题需要在供给侧上采取措施、创造环境，需求侧还得做文章。创造环境缓解经济发展的一些内在的矛盾，这时候需求侧还得做些文章。
供给侧的机构改革到底需要做什么工作呢？第一项工作，要调整目前的产业结构。刚才我说了我们目前的产业结构，是在高速增长的后期形成的，当时的特点一个消费品工业基本适度，重化工业结构偏大，原因是当时过剩的生产能力还没有消化，这是当时产业结构和需求结构基本是这种状态。到现在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之后，我们的需求结构又有变化，所以那个结构当时是这个矛盾，跟现在的需求结构比，它有出现了一些新的矛盾。从这个矛盾出发，我们国家现有产业结构有两个部分需求调整。
第一个部分，附加值不足以承受成本上升的消费品工业，附加值太低，正常情况就赚不到多少钱，成本一上升就要亏钱了，这个大部分是劳动密集型的消费品工业。劳动密集型的消费品工业在我们国家在成本大幅度上升的大背景下，原封不动的维持已经不可能了，要维持就是等死。要调整是两个方向，第一个方向，向要素成本更低的国家转移，柬埔寨呀、孟加拉国呀、越南等等，这个事情我们正在做，现在大家看到很多这个产业转移的情况，但是要注意一点，这个产业转移的过程，一定让中国企业主导，不是一般的转移，而是最好的结果是表现为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这是企业带给我们的，让中国企业去主导中国产业转移过程。政府应该通过外交的、外贸的渠道，能够把这个过程组织好，比如说，我们可以到国外去建中国的工业园区，通过政府间的交涉，为中国企业争取最好的经营环境和条件，企业该做很多事，政府也该做很多事，就这个转移一定要在我们的控制之下，我们的主导才行。如果是这样，是我们的主导，其结果是什么？产业转移出去了，我们没有GDP了，没有国内生产总值，但是我们仍然有GMP，我们可以从境外不断把利润汇回来。所以这个过程如果做得好，就应该是中国企业主导、中国政府创造条件，这是一个方向。第二个方向，品牌建设。品牌和附加值是连在一起的，品牌越好附加值越高，品牌好到一定程度成本上升多少无所谓了，国外买一个包一万块钱，你说牛皮涨点价、人工涨点价对它多大影响？没多大影响。所以，如果一个产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中国如果继续保留，品牌建设就是重要的。但是品牌建设既需要投入也有需要有过程，不是所有企业都做得到的，但它确实是一个方向。所以我们对一个产业的选择，比方说我们很多地方，我腾笼换鸟，低层次产业我不要，劳动密集型的我不要，我引进高层次的产业，这概念实际有很大的问题。这个产业能不能做，不在于层次而在于附加值。低层次产业，如果品牌建设做得好，是有高附加值的；高层次产业没有品牌，给人代工同样附加值很低，关键是附加值。而附加值的高低是和你的品牌挂在一起的。所以，这一块需要调整。因为我们现在成本上升得很厉害，附加值太低的一些产业，原封不动地维持，是不可能的。方向是什么？一个尽可能往外转，政府要组织。另外一个，如果不转，我们的品牌必须要跟上。第二块是附加值并不低，都是由于产能过剩，过度竞争造成行业性的困难，这个比较突出的主要是重化工业的行业，钢铁、有色、建材、煤炭等等，这一块，我们处于一个绝对性的产能过剩，你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市场，所以是绝对性的产能过剩，去产能是不可避免的，在当前也是一个难点。政府部门谈到去产能，大家头都大了，都觉得是个难事。但是这个事情必须看到，同时我们也需要看到，类似的工作在朱镕基时代，咱们做过。朱镕基时代为什么做的国有企业的政策性破产？全国一共破掉5010户国有大中型困难企业，涉及到的职工984万人，大数5000户企业，1000万职工。那时候，操作难度非常大，出事非常多，年纪大的同志还有这个印象。那个时候相比，我们现在的结构调整已经有很大的不同了。上次是以国有企业为中心，上次破产主要是破产国有企业，这次是行业性问题，有国有企业、有民营的、也有外资。而民营和外资相当一部分是可以用市场办法进行调整的，实际这几年，我们的长三角、珠三角一直在做产业结构调整，调的力度非常大，也没出什么事。好像大家在网上、新闻上也觉得它这个事没有那么难，没有这么难，问题是什么呢，它的投资的对象主要是民营和外资企业，所以它可以用市场的办法去化解。那时候不行，那时候所有的破产企业都是国有企业，所以难度非常大。在这个方向上，煤炭和钢铁这两个行业是一个短板，煤炭是什么原因呢？煤炭这几年很特殊，这几年我们所有的行业都是其他所有制在发展，国有的比重在逐渐减少，都是煤炭这几年是反着做的，为什么？前几年各地政府害怕安全生产的问责，他怕把自己给处分了，推煤炭的重组，煤炭重组的办法是什么呢？依托国有大矿去收民营的小矿，最后的结果呢，安全生产方面的结果可能会好一些，因为国有大矿是比较重视安全的，安全投入比较大，但是结果是什么呢，国有的人员急剧上升，都收到国有矿去了。第二是负债急剧上升，因为我们收民营小矿时，是在煤炭的最高点上，煤炭资源最值钱的时候，从银行贷款收民营小矿，所以这个结果，就是我们煤炭工业第一个人员非常集中，都在国有，第二个负债特别多、高，大家看到网上说，山西的七大集团，煤炭集团，已超过一万亿的负责，超过它一年的GDP，实际就是这种情况，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情况，这个事中央政府必须上手帮助操作，地方政府是很难自己解决的。第二个是钢铁，钢铁主要的问题在于企业规模太大，人太集中，所以这两个行业，除了煤炭、钢铁之外，需要中央政府上手。我们大概判断各省市自行处置是可以的，那都不是特别难的事。这次呢，很多都是民营和外资，可以通过市场解决。上次在朱镕基时代，那时候的政府真是没钱，所以补偿费非常低。我记得三年企业改革破产的时候，平均的企业职工安置费全国不到两万，所以那时候工作非常难做，出事出得很多。现在，毕竟政府的财力和朱镕基时代完全不是一个档次了。再一个呢，上次在朱镕基时代，是我们国家第一次在操作破产，大规模的破产，没有经验，甚至没有具体的政策。政策都是一边破一边出，现在至少这些政策都是现成的，所以应该说，我们觉得去产能的确很难，但是跟朱镕基三年改革突破相比，难度还不是一个档次。我们觉得我们一定有信心把这一关能够过去。当然了，这次调整有一个难度比上次调整增加的地方，就是这次的重点在重化工业，矛盾会比较多，企业规模会比较大，职工人数会比较多，要求有更好的组织、用更好的再就业方法，这就是比当年三年改革突破更难的地方，这次是企业规模比较大。而且，任何一个国家，重化工业的调整，都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其他国家调煤炭、调钢铁的时候，都调了十年以上，包括西欧、包括美国，查查它们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就是调重化工业的时候它需要过程，我们需要有一段时间去作战的这样的思想准备。你想毕其功于一役，很短时间能够解决问题，可能也不是太现实。暂时解决不好怎么办？国家给点补贴把人养起来。所以去产能是十三五我们必须过的一个难关。坦率地说，真正难的就在这个时期，其他的调整并不是非常难，这是第一件事，要调整目前的产业结构。第二件事，要发展新的支柱产业。由于要素成本的提高，我们上一代的支柱产业竞争力已经全面下降，市场份额减少，是导致我们经济下行的一个重要的压力。如果我们没有新的产业出现，我们就靠原先的产业，中国的持续发展是绝对没戏的。因为这批企业不但不太可能拓展新市场，它原有市场都在萎缩，所以呢，发展新一代的支柱产业，能够接续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的责任，这是今后一段时期，中国非常非常关键的一项任务。一个新产业能够上得去，因为原有产业就那么大规模，而且随着成本要素上升，它的市场份额还在萎缩，你指望它去支撑经济发展是不可能的，必须有新产业出现。如果这个目标能够实现，中国经济保持一个持续增长，十三五规划计算的是6.5%，甚至6.5%以上的增长，那就有扎实的基础；如果实现不了，没有新产业出现，中国经济迟早会陷入停滞，这是非常严峻的情况。有新产业出现，中国经济能够持续发展，没有新产业出现，中国经济必然停滞，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挑战。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讲的新一代产业、新一代支柱产业，实际并不是一个空中楼阁，新一代产业的市场条件在中国已经形成了，关键是我们的产业能不能上得去。现在并不是没有需求，而是供给能不能上得去的问题。
发展新一代产业是哪些产业呢？第一个，高端服务业，这就包括高端的生活服务业、高端的生产服务业，在这个居民消费达到住房、汽车之后。新增消费多样化、高端化。由于我们国家高端的生活服务业发展不足，目前，我们的高端消费需求已经出现了转向境外的趋势，我们这一点看的很清楚。我们到国外去旅游，到国外去购物，到国外去留学，到国外去美容，我们看的是好莱坞的大片，看的是日本和韩国的动漫，即使是家政服务、保姆，现在高端的讲究用菲佣，因为她英语好。所以这些新增的高端需求在往国外走，不是我们没有需求，需求是存在的，但是我们供给跟不上去，所以十三五规划提出这么一个任务，就是“推动生活服务业向精细和高品质转变”，加快教育培训、健康养老和文化娱乐、体育健身产业，大力发展旅游业和家庭服务业。就是希望我们高端产业能够上去，能够把这块需求留在国内。需求有了，但我们现在供给不行，这是高端的生活服务业。而且呢，这些年为经济发展服务的生产性的服务业，实际我们国内的市场也很大，但是高端的市场份额，基本都掌握在国外公司手里。比如说，大家都知道，企业管理咨询业。企业要做好，请个管理咨询公司帮着做个咨询，这是很经常的事情。一谈到管理咨询业，我们就想到麦肯锡、科尔迪、埃森哲，都是国外的企业。我们用的会计师事务所，会计市场非常大，你想，非常好的德勤、普华永道、安永。这几年政府提出的工业化和信息化的深度融合，企业需要信息化管理，甚至社会都引入信息化管理，这就需要一个全业务流程的综合服务商，因为政府不可能真正通晓综合信息化服务，不可能的，你专业人员不够。这个综合服务商做什么？从问题分析开始，问题分析、方案设计、关键的软硬件的开发，项目实施，最后还给你包到人才培训，全方位的。你不是要信息化管理吗,它给你做这一套东西，整个交给你。当然收入也不菲。这个方案谁给你做，IBM可以做，惠普可以做，包括现在戴尔也可以在这方面做。戴尔把它的家用电器业务卖了之后，自己就往这个方向转，所以这些高端的生产性服务业，实际上在中国的市场里已经很大，问题是高端的不在中国企业手头。我们每一个方向都有中国企业在和转型企业在竞争、在抢市场，问题是我们能不能竞争得过这些企业，能不能扩大我们的市场份额，所以这又是一个方向，这个方向的市场需求也已经形成，所以十三五规划提出“推动生产性服务企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的高端延伸，发展工业设计和创意，工程咨询，商务咨询、法律、会计、现代保险、信用评级、售后服务、检验检测认证、人力资源等服务性产业”。它说得比我说的还多。实际，你看看它说的每一个方向上，高端都在国外投资者手里，我们现在真是强不过人家。当然我们希望我们的企业能够努力，不断的扩大我们自己的市场份额。真是高端的服务业，包括高端的生活服务业、高端的生产服务业；市场都有，需求客观存在，但是问题是我们的供给上不去，企业上不去。
第二个方向，高端的制造业。中国一直被称为一个制造业的大国，实际靠中低端制造业在支撑。现在，我们中低端的制造业、消费品工业、重化工业自身都出现了问题，需要进行调整，所以发展新一代高端的制造业，是国民经济长期稳健发展的关键。所谓中国的制造业大国，如果我们制造业不能升级，过几年中国的制造业大国的那个桂冠可能就没有了。实际上高端制造业的市场早已经形成，我们以往所谓制造业大国的称谓，是指产品的生产能力，我们都是世界第一。 加上低生产成本商品上的定价权。制造业大国，第一说明你生产能力大，第二说明你成本低有定价权。但是，无论是消费工业品还是重化工业品，我们所谓的制造业都是生产制造业。我们的生产装备几乎全部是进口的，这个大家都清楚，我们很多好企业，在你去了，搞企业参观，说我这个设备是日本的、那个是德国的、这个是美国的，大家都不愿意用国产设备。所以呢，我们所谓的制造业是买国外的设备来生产产品，就是这个意思。装备本身是一块技术含量非常高的、附加值非常高、规模很大。但是前一段我们的装备市场，不在中国企业手中。实际上，我们的装备一直靠进口，最后的结果，带动国外装备产业的发展，进口量非常之大。所以，装备制造业是我们制造业高端发展的方向，市场是现成的，问题是我们自己做得好还是做不好。十三五规划在这个方向专门提出了一个高端装备创新发展，提出了包括航天航空的装备、海洋工程的装备，先进的轨道交通的装备和高档数控机床、机器人装备、先进化工成套装备，应该是对的。确实我们需要，确实市场存在。但是我们能不能做得好？能不能真正做大？这对我们自己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第二块，是发展新一代的战略性的支柱产业。实际呢，在这个方向，我们前几年并非完全无所作为，而且还做得很成功，标志性的产品是什么呢？一个是高铁、一个是核电，这两样我们做得非常成功，值得认真总结。都是用市场换技术，有些人讲市场换技术是伪命题，真正的先进技术你是换不来的，实际不尽然。你能不能用市场换技术，看你的国内需求能不能组织好，高铁和核电都是国内需求很集中，政府容易统起来，统起来之后就具备了用市场换技术的条件。统起来之后就一个口对外，你要进中国？好，你只能跟我谈，你通过别的渠道你进不来。我希望你进中国市场，条件是你转让一部分技术。这给我们当年的三峡电站一样，第一台发电机组我们引进了，第二台开始合作制造，到最后一台技术中国独立生产。就是说，只有国内需求能够组织好，用市场换技术就可以做到。如果国内市场需求很分散，用市场换技术就做不到。不同的产业是不一样的，实际上呢，高铁技术、核电技术都是在引进技术上形成了自主的技术和自主的知识产权，而且在国内发展了，现在开始进入国际市场，而且我们的竞争力也很强。所以今天上午邹省长还说，你搞核电你得有技术吧，实际我们一开始技术也不是我们自己的，也是引进别的国家的，但在这基础上我们引进消化吸收再形成了我们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再进入国际市场，问题是什么？这两个方向我们绝对是做得很精彩的，问题是这两个典型的产品、中国的名片，市场规模都不够大。能修高铁的国家有几个？小国家是不需要修高铁的，而且还有各种各样的政治上的博弈、外交上的博弈还很多。未发展核电的国家到底有多少？世界上有很多国家是反核的，所以呢，高铁技术、核电技术，我们做得很成功，但是，遗憾的是它的市场规模都不够大。都不足以把我们这么大的国民经济带动起来，这很遗憾，遗憾在哪里？市场规模小。而有一些战略性规模产业，汽车是每一家都要用，芯片是我们到处都要用，客机是每个国家都需要买，所以这些产业是真正的战略性产业，它的市场规模的带动力，跟我们的高铁、核电不是一个档次。实际我们下一步主攻的应该是这种市场规模很大，带动力很强的产业。所以十三五规划提出了要支持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生物技术、绿色低碳、高端装备材料等新产业发展，这也是对的，也是对症的。这些产业比我们现在有的高铁、核电都要大很多倍，关键是我们自己上得去、上不去。无论是装备制造业还是新一代的支柱产业，现在我们遇到的问题都是自主创新能力不足。我们真正要上到这个台阶，我们靠引进技术是没有戏的，人家不会把技术转让给中国企业。技术来源怎么办？我们上靠哪儿的技术来源？靠买技术，还是靠我们自主技术？买技术，可能希望不太大，所以中国企业必须要补自主创新这堂课，没办法、没法躲。你到这个阶段了，你自己创不出东西来，想总要模仿别人，抄别人，不现实。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政府的文件，各种各样的文件把创新放在如此重要的位置，这是我们现在的最大的短板。没有创新，没有自主创新能力，你又买不到技术，那你的产业结构升级技术空的，你是上不去的。当然现在还有一个机会，通过国际并购取得技术，也是我们创新的一条可行的道路。因为当前的情况是这样的，由于现在新的产业革命没有出现，所以发达国家的日子可能比我们还要难过，因为它在产业结构的顶端上。如果有新的产业革命技术出现，那肯定发达国家是在它那儿出现。一旦它的新产业出现之后呢，它的日子会很好过，现在没有新的技术出现，所以发达国家前面的发展被技术限制了，而后面有我们后发展国家都在追它，所以发达国家的日子很难过。在这种情况下，发达国家的企业比中国企业还困难。中国企业现在已很不容易，但是比发达国家企业好点，尤其是一批中小型的制造企业，在这些发达国家，不管是欧洲还是美国，都非常难，为什么这些中小企业难呢？因为这些企业不像跨国公司那样，我国际化。跨国公司早就把它的生产基地在全球布局了，哪儿便宜我在哪儿布局，所以成本的压力对它来说小一点。而这些企业没有国际化，它的生产基地，英国企业就在英国，德国企业就在德国，美国企业就在美国，所以它的成本尤其高，这些企业尤其困难。通过并购这些企业，是中国现在获得技术一个重要的机遇。甚至很多国外专家都认为，这是你这个企业一次历史性的机会。我们现在想买技术，它不卖给我们，因为它困难，我们可以花不多的钱把整个企业买下来。买下来之后，不光技术、它的品牌、它的渠道都是我们的，所以这段时间、这种性质的国际并购是很多的，这也是中国的企业实现我们的产业结构升级、掌握新的技术，一个非常重要的渠道。所以这个呢，也希望大家能够重视。中国企业的国际化的基础经营能力不足，你做不好，进去以后，你购买了，经营它会吃亏。不了解国外企业管理的特点，它的环境，我们也可能上当。尤其是在对员工方面，很多企业当时觉得还好，接收后发现需要裁员，这一裁员，这个企业就受不了，它对员工的保护是有非常严密的法律，代价会非常之高。所以这也是个挑战，如果我们做得好，有好的公司帮着做咨询，这样，我们出去做这样的国际并购，现在是非常好的机会。我刚才讲了，需要调整产业结构，第一个，企业附加值很低的需要往外面转；第二个，有一些产能过剩的，需要去产能，这是原有的产业结构毛病需要修复，同时我们还需要发展新一代支柱产业。新一代产业是什么，高端服务业、高端制造业，这是需要做的第二件事；第三件事，经济体制改革。供给侧结构改革的主要内涵之一，就是加快改革，发挥微观主体的活力，这一块，我们现在应该是非常重视了。企业是经济发展的主体，企业这边如果状态不好，国民经济不可能有大的起动。我们做企业的清楚，我们现在不管是国有企业也好、民营企业也好，状态都不是很好，跟我们要进行的产业结构升级、企业要承担的责任差距是很大的，按说在当前的形势下，中国特别需要一批企业能够挺身而出，希望一批企业引领上去。你上去开发新产品、开拓新市场、发展新产业，把整个国民经济带动起来。实际我们真正的结构升级，希望就在这儿。而我们现在企业的状态不适应，这就需要好好的研究，为什么邹省长讲的话，是当年改革初期反复讲过的，现在听了以后有一种亲切感，就是好长时间没有人再讲这个话了。是否我们工作上、认识还差点儿？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都是经济发展的基础，但面临的问题是不一样的，所以下一步的经济体制改革，应该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核心，就是应该围绕企业进行。不管是国有还是民营，改革要围绕企业进行，企业的状态改善了、企业的活力被激发了，国民经济的增长才能有基础。如果企业状态不好，替人着急是没有用的。所以我们的改革应该更有目的性、应该更明确的围绕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激发企业的积极性，激发企业的活力，作为这个时期改革的一个重点。企业在这个特殊时期的特殊作用，是谁都没有办法替代的，实际我们可以说我们讲的供给侧改革，目标能不能实现，十三五发展的目标能不能完成，很大程度上要看这个时期我们企业的状态。目前我们国家的国有和民营企业都存在一些问题，现在应该是分开研究，因为两种企业面对的难处是不一样的。就国有企业而言，实际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虽然中央22号文件坚持了市场化改革的方向，肯定了集中监管的体制，但是实际上集中监管的体制已经被突破，多部门、共同共管国有企业的局面已经形成，所以国有企业发现什么呢？周围的声音非常多，这个部门向国有企业发指示、哪个部门也向国有企业发指示，而且我们各个部门之间对改革方向的认识、对改革重大措施的认识，但是价值取向差异是很大的。所以最后的结果呢，这个部门让企业往左，那个部门让企业往右，第三个部门让企业往前，再一个部门让企业往后。企业听谁的？不听谁的？这是非常为难的事情。前些年国有企业改革之所以能够取得比较大的进展，集中统一监管是重要的原因。原先大家都说国有企业是九洪治水、五洪治水，没有人承担责任。那么明确集中统一监管之后，应该说责任清楚，而且企业周围的导向也清楚。那么现在又开始出现反复，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共管本身不是问题，问题是什么呢？我们各个部门对改革的重大的方针政策认识是不一致的，各个方面说的话是不一样的，这是问题之所在。如果这个局面不改变的话，改革很难往下面推进。因为声音是多方向的声音，企业会很为难。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两个办法。第一个办法，加强高层次的协调，使相关部门对改革的方向和改革的重大措施能够认识一致，前提是我不动这共管体制，你必须高层把这些协调好，坦率地说这个难度很大，因为它要求的协调层次非常高，有些权威部门不是谁都协调得了的，实际我们把麻烦交给了高层。再一个办法，重建集中监管体制。仍然由一个部门负责，如果你觉得这个部门不行，您可以要求它自我改革，你觉得它自我改革都做不到，你可以把这个部门重组，但是你一定不要放弃集中监管这个体制，因为这个体制是唯一科学、合理的体制，是责任清楚的一个体制。所以，下一步是个非常大的问题。同时，要特别强调按企业的发展规律办事。要尊重企业家、爱护企业家、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把企业家真正当自己人。为他们发挥作用创造条件，这就是供给侧改革需要做的第三件事。
最后，我给供给侧改革这个概念作一个概括，第一件要做的事，正视当前产业结构矛盾，通过产业的转移，通过去产能把产业结构调整好。第二件事，顺应社会需求高端化的趋势，发展新一代高端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以接续下一段中国经济发展的责任。第三件事，通过改革激发微观主体的活力和创造性，突出和发挥企业作用以及企业家的作用，在此基础上发挥创新驱动发展的作用。因为企业也是创新的主体，这就是供给侧改革涉及的三件事。在这个过程中，政府要通过投资调节经济增长速度，防止过度减速，为供给侧这边的改革解决问题创造环境、争取时间。基本就是这么一个结构，下一步大家可以看得清，这个结构是非常对，应该说是非常符合实际，在它每一个方向上都有挑战，有些方向，尤其是新一代产业形成和发展，有很多的挑战，我们能不能做得到，是对我们非常大的考验。这四个方面如果都做到了，供给侧改革这三件事，加上一个需求侧去争取时间、创造条件。这四件事都做到了，中国经济十三五发展目标就可以实现，而且我们能够为更长期时间的发展打下好的基础。供给侧改革我就谈一下我个人的认识，不一定对，仅供大家参考。
谢谢大家。 （四川省企联刘建平根据会议录音整理，仅供内部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