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财经大学经济与国际贸易学院张原浩10月23日在证券时报撰文指出，若没有收入增长，消费不可能真正提升，经济就还得依靠投资拉动，结构调整就不可能完成。

中国的经济成功是中国制造的成功。“世界制造工厂”、“中国的价格即世界的价格”，这些称誉就是这种成功的直观反映。

　　中国制造不是人口红利和低劳动成本的成功，而是先进生产方式的成功。在没有人为干预的市场上，工资等于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低工资和低生产率是一回事，不应该成为增长的原因；高工资是高生产率的代名词，也就不应该是增长的障碍。人口红利和低劳动成本只是潜在的竞争优势，将潜在竞争优势转变成现实竞争优势的是中国特定的产业组织。中国有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都无法比拟的丰富而庞大的产业集群，有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都难望项背的细致而专业的分工网络，这就是中国先进的生产方式。

　　中国拥有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庞大的产业集群和细致的专业化分工网络，这与中国走过的特有的一条工业化城市化道路有关系。这条道路是：土地国有，政府依靠其动员资源的强大能力征用、整理土地，然后招商引资。这是一条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充满争议的道路。

　　这条道路的优点是，和土地私有，依靠市场力量实现工业化城市化之路相比其效率要高得多。使用市场谈判有众多好处，但是也有高交易费用的代价。在一些土地私有的国家和地区，因为一户人家而机场移位，高速路改道，立项了的计划多年都不能开工等事多有所闻。

　　但这样的工业化城市化之路也有其固有的缺陷：从政治和社会角度看，这条道路难免某种程度的强制和相应的不稳定性。从经济角度来看，首先，这个模式会产生资源过度利用和产能过剩，并且还有低效率发生——国有资产非官员私人资产，官员使用国资是使用他人资产，使用他人资产都会存在过度，使用他人资产都会存在低效率；其次，这个模式会压抑消费——土地等重要生产要素国家所有，这就剥夺了老百姓的资产收入，而收入上不去，消费就必然受到压抑。

　　这样，依靠土地等重要生产要素国家所有，大规模建设基础设施然后招商引资的工业化城市化之路要获成功就需要两个前提条件：第一，要有国外需求能够吸收国内过剩的产能，否则就会出现紧缩，再生产循环就不能完成。第二，要有庞大的剩余劳动力抵消因土地国有而产生的扭曲。资源国家所有，必然带来扭曲，但是，这种“扭曲”通过外资的流入让国外的技术、管理、关于生产和市场的知识与我们众多的人口相结合，形成现实的生产力，通过干中学有效积累了人力资本，在生产的产品能够被有效吸收的情况下，实现了收益跑赢成本。

　　在华尔街金融危机之前因为西方高消费、超前消费存在强大吸收，农村存在庞大剩余劳动力，依靠土地等重要生产要素国家所有，大规模建设基础设施以及引进外资形成巨大生产能力发展经济的模式因此是高效率的。但是金融危机后国外吸收降下来了，且国内出现刘易斯拐点，剩余劳动力已用完，这一发展模式成本收益便发生逆转。如今中西方都面临结构调整的任务：西方要降低其不可维持的高工资、高福利。中国要把依靠出口和投资拉动经济增长转到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共同拉动经济增长上来，特别是依靠国内消费拉动经济增长。

但是消费的背后是收入。土地等重要生产要素属于国家所有，就剥夺了老百姓的资产收入。没有收入增长，消费不可能真正提升，经济就还得依靠投资拉动，结构调整就不可能完成。将土地等重要生产要素产权界定给个人，不仅可以让民众获得资产收益有效增加其收入，增加国内消费，实现增长方式转变，而且也增加了吸收过量货币的广阔天地，可有效抑制房地产泡沫。总之，过去的成功之路已经不再是未来的成功之路。这当然并不因此而否定它过去是成功之路。当前中国面临的不只是增长方式转变的问题，而是需要发展模式的根本转型。